杨天石说的局限

2020-02-13 00:16栏目:首页
TAG: 更重要

图片 1

“不合适”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专家

如今,圈里圈外,杨天石已经被称作“杨公”,他却还说自己不是研究近代史的理想人选,因为有局限性。

杨天石说的局限,主要是外文不好。从小学到高中,他学了八年英语,但大学按规定改学俄语,结果两门外语都不灵。他42岁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,赶紧把英语捡起来,但看书还得依赖字典,口语更为难。因为要研究辛亥革命史,曾跟着北京广播电台学过一段时期日语;要看明治时代的文件,还得学古日语。他虽然努力,但年龄大了,外语总是他的弱项,收集、使用资料上受到很大限制。他对比台湾中研院的研究人员,大都在外国拿的博士学位,英文能说能写,唉!

他的经验是,近代史研究最好懂两三门外语,首选英、日、俄,再攻门法语最理想。当然,这要求对中国学者来说似乎太高,那么起码总该精通一门,另一门可以看书吧!杨天石实话实说,外语不好,到国际会议上没法和外国学者对话嘛。

另一个局限,他不是中共党员,无法看中共的历史档案。他主张研究国民党要看共产党的资料,反之亦然,只看一方的资料不会得到全面性的认识。国内外档案馆他跑过很多,但中央档案馆他不去。因为即使去了,也看不到多少东西。杨天石一直赞赏杨奎松的研究,因为人家有特殊的经历、特殊的努力,两党的历史档案都能看到。中央档案馆对中央党校放得比较开,杨奎松在党校工作时,能连续看几个月。这样的勤奋,杨天石也有,但这样的机缘,没有。杨天石说:“国民党的东西,国内比我看得多的人可能不多;但共产党的资料,就只能看已经公布的了。”

当然,杨天石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。

第一,文字能力较强,语言准确、流畅、干净,讲究谋篇布局、表达清晰,这不奇怪,他出身文学专业,当年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“白专”典型呢。

第二,重视收集新资料,发现新资料的能力强。他给自己的规定是,没有新资料的文章不写。多年前,他研究辛亥革命,这一段档案相对少,主要靠报纸。1903到1904年的《俄事警闻》、《警钟日报》、《苏报》、《国民日日报》,他一张张都翻过。改良派的《中外日报》、《时报》,后来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《神州日报》、《民呼报》、《民吁报》、《民立报》,他也都一张张看过。革命党人在南洋办报,新加坡的《中兴日报》、《星洲晨报》,保皇派的《总汇新报》,本来马虎一点也就算了,在新加坡嘛。杨天石愣是争取支持,从国外买回来看了。

做学问做出的毛病,到一个地方,首先就去档案馆、图书馆,专找未刊资料。有一年去哈佛燕京学社,杨天石问馆长吴文津,有什么未刊稿,近代人的书信、日记、文稿?吴馆长告诉他,有几十本胡汉民的电稿,堆起来很高,从来没人看过。好,就看这个。杨天石待了两周,只看胡汉民,做摘录,连午饭都不出去吃。

再一个就是功底了。看民国时期的档案、函电,要有识别行草和断句理解的能力。功力不够,手稿的字都认不全,当然无法断句理解。杨天石小时候就从头到尾背过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又有北大中文系的训练,后来研究哲学史。花时间最多的是明代哲学,王阳明和泰州学派。往前推,宋代的二程,朱熹、陆九渊,往下推,叶适、陈亮,以及禅宗等佛学宗派,他前后用了十多年工夫。概言之,北大中文系给了他语言文字、古文阅读的训练,哲学史给了他理论思维的训练。文化功底、知识面宽,帮了他大忙。在哈佛看胡汉民的电稿,胡喜欢用化名、隐语,例如:以“不孤”代指李宗仁,因为孔子说过“以德为邻,则不孤”。以“香山居士”代指白崇禧,因为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号。“容甫”代指汪精卫,因为这是清代学者汪中的字。以“史姑娘”代指湖南军阀何键,因为《红楼梦》中有个史湘云。要解开这些谜团,对杨天石来说并不困难。

积极勤奋的“白专”学生

难以想像,杨天石曾经是正统的“红”学生。无锡1949年4月解放,当时在读初二的杨天石12月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(后来的共青团),并从支部委员一直做到总支书记、团委委员。那时,他一度觉得,做人的思想工作比什么都有意思,想毕业后不升学,留在中学做“团干部”。

19岁考入北大后,杨天石却越来越“落后”了。反右时,他不认为有那么多“右派”,为被错批、错划的同学说话,被定为“严重右倾”。又因为积极钻研业务,“个人主义”突出,在“拔白旗,插红旗”运动中成了“白旗”,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“白专”典型。班里的团支部一度要给他“警告”处分,但报到北大团委,团委不同意,因为没有什么严重的错误言论。他知道毕业时不会有“好果子”留给自己,立志做“虫鱼之学”(校勘注释)。龚自珍有句诗,“至竟虫鱼了一生”,成了他的理想。

他的问题,一个是学习太用功,业务突出。另外,思想也确实与人有点不同。

他是共青团员,习惯于向团支部书记汇报思想,说:进大学了,今后的道路是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。书记据此引申:这是脱离政治,对抗思想改造。

班上讨论资产阶级民主。他说,资产阶级民主当然比不上无产阶级民主,但工人可以罢工、示威、选举,以至宣传马克思主义,比起封建社会来是巨大的历史进步,可以称为“相对民主”。全班同学跟他辩论,但说服不了他。汇报到校党委,惹得副校长冯定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批评他的观点。

还有,学教育方针。1958年,毛泽东提出“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、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。”他偏说:这话总体上对。政治上,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,但从学术上讲,北大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高度专业水平的人才,高校教师,科研人员,而不能以培养“普通劳动者”为目标。他自认为讲得严密,将政治和学术分开说。

还有,讨论“美学理想”。除了阶级性之外,有没有全人类性?他说,不同阶级也有共同的美的标准和美学理想。西湖、泰山,无论资产阶级、无产阶级,都会认为美,西施、王昭君,也如此。于是大辩论,他哪知道这些学习、讨论都会成为他的“问题”。

这些事点滴积累下来,做毕业鉴定时给他算了个总账,开会批判。当时已经担任团总支书记的同班同学给杨天石做的结论是:一贯和党对立。当时的分配规律:左派留校,或去党校、外交部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;右派、摘帽右派外送黑龙江、青海、宁夏。他能留北京,说明还是被放了一马。

1960年毕业,他去了位于南苑五爱屯的八一农业机械学校,一所培养拖拉机手的短期训练班,最长的学制半年,最短的一个月,是北京市农业机械局用解放军捐的一笔款项办的,校园是向一个小学借的几排屋子。他教过语文,也看过传达室。他倒乐意,上课摁个铃,下课摁个铃,中间的时间可以看书,干自己的事情。

这样的分配,他到现在还不服。想尽快做出成绩来,让有关单位看中,调去从事科研工作。礼拜六下午进城,去北图看书,礼拜天晚上赶到永定门坐郊区车回校,有时误了车,就要步行几十里。在培养拖拉机手的那个学校,杨天石写了平生第一本书《南社》。

两年不到,学校下马了。1962年困难时期,国家有个八字方针: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。学校成了“调整”对象,他被北师大附中调去。

他前脚进附中,后脚就有人来调他,开始是外文出版社的《中国文学》编辑部,后来是《诗刊》要找个懂旧体诗的编辑。最令人感动的是,他写文章批评史学权威侯外庐,侯外庐却要调他到自己的手下———历史研究所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。当然,都没调成。他毕业鉴定的开头就是:“反右斗争中丧失立场,严重右倾。”这份鉴定就一直留在他的档案里,谁还敢用呢?

他去附中报到的当儿,《光明日报》哲学版先后发表了他的文章:《龚自珍的〈明良〉四论》和《韩贞的保守思想》。这就又惹麻烦了。当时,教完书了,打扑克、逛大街,都没事,没人说,但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,写文章就是求名求利,领导批评,同事也歧视,政工人员总觉得他是异类。党支部书记下了结论,杨天石走的是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。1964年“四清”,书记创造了一个新词给杨天石,“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。

杨天石到老了还叹气,当年做学问太艰难。他是好老师,学生非常崇拜,学校搞公开课、教学示范,都找他,但是,就因为放弃不了业余的学术研究,总要不断自我批判,检查个人主义思想。不过,他检讨归检讨,学问也还在继续做,《南社》写完之后又写《黄遵宪》。文革期间,无事可做,便研究鲁迅,还用很长一段时间研究佛学。中华书局约他写《王阳明》,他两个半月搞定,印了30万2000册。当时没有稿费,只拿到三十本样书,不够送人,自己又掏钱买了五十本。是接着写《泰州学派》和《朱熹》。

除了环境压力,政治运动的时间也太长。杨天石大学毕业时24岁,年华正好。之后的18年,除了教书,就是带学生下工厂实习、下乡、拉练,学校军事化时当“连长”,还脱产抓了几个月的小偷。前门地区本来就人员复杂,文革中全乱了,小孩打砸抢偷,什么都会。小偷和流氓学生多了,他就专职跑公安局、派出所、街道居委会。

1974年,中学语文老师杨天石参加了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工作,应邀协作编《南社志》。协作,是近代史所和外面合作的一种形式。杨天石的机遇来了。

杨天石当时教两个班的语文,当一个班的班主任,每周12节课。别的不说,两周一次大作文,一次小作文,每次都是一百多本!杨天石上午上完头两节课,只要还有两个小时,就骑车来近代史所。那么多图书、报纸,都是他以前想看而看不到的。

编完南社资料,又参加《中华民国史》第一编的写作,负责撰写《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》等章节。然后,几经磨折,他终于调入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组。那是1978年,杨天石年已不惑,在中学待了18年。他今年73岁了,还经常做噩梦,梦见自己毕业分配没人要,找不着单位。

不算经验的经验

杨天石做学问的窍门之一,是“全”,什么都要看全。用史学大家陈垣的话来说,就是“竭泽而渔”。当学生时,研究杜甫,从头到尾看仇兆熬的《杜少陵集详注》,研究李白,从头到尾看王琦的《李太白集注》。1958年参加编选《近代诗选》,看了几百上千种近代诗人的集子。当年写《王阳明》,虽是小册子,也是看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之后才动笔的。现在研究蒋介石,还是这样。杨天石说,除了在胡佛研究所代表蒋家审读的两位工作人员,蒋的日记大概没人看得比他多。这么多年来,很多人动员他写《蒋介石传》,他始终不动笔,就因为蒋的日记还没看完。他说,自己这辈子,如果健康允许,最后也可能写一部《蒋介石传》,而把蒋介石日记看完,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。

“全”当然也有缺点:难免囫囵吞枣,驳杂无当。所以杨天石强调,要学会处理博览和专攻的关系。简单地说,是在博的基础上专,最后找准几个方面多花工夫。

窍门之二,是要“痴”,杨天石找资料,有股子痴气,他文革前开始研究黄遵宪。《马关条约》之后,苏州列为商埠,黄遵宪受命与日方谈判。杨天石从黄遵宪的曾孙手上得到一份黄本人亲拟的章程草案。既然有草案,最后应该有定案。他到处找,北京、广东、台北、日本都找了,找不到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他还惦记着。2006年年底,去日本开会,特地在东京多住几天,到日本外交史料馆查,终于找到了,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才算最后完成。为了找寻黄遵宪与日本朋友宫岛诚一郎的笔谈资料,他前后几年,多次请求,终于感动了宫岛后人,如愿以偿。杨天石说,黄遵宪的资料,国内外大概没人比他掌握得更多。他的许多研究资料就是靠这样持之以恒、锲而不舍的精神找来的。

收集历史资料是个慢活儿,不是想着一口气就能找齐。杨天石的经验之三,是“大”。眼光要大,目标要宽。他说,做学问,目标不能定得太小,关注的问题不能太少,收集资料也不要画地为牢,自我设限,“只看这个”。他一向不主张一辈子只研究一个人、一件事。搞近代史的,本来已经是一个很窄的领域,研究关注的范围再小的话,舞台就太小了。要把目光放远一些,视野和兴趣都要广泛、开阔些。这样,才可能不时有意外的发现。

受到广泛关注和称誉的蒋介石研究

杨天石的研究范围很广,涉及中国文学史、哲学史、近代史等门类,但最受社会关注和称誉的还是他的蒋介石研究。最近,他的《找寻真实的蒋介石》一书被31家媒体联合评为“2008年十大图书”之一。

当然,不同意见也多。有人怀疑蒋介石写日记的动机,这就涉及日记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。杨天石坚持认为:蒋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,不是为了向人作秀。

杨天石说:我们现在对蒋介石研究的重要性认识还是不够。这是关系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水平的大问题。蒋介石这个人不研究清楚,好多历史没办法正确表述。中华民国史、中国近代史、中国现代史、中日战争史、国共关系史,包括中国共产党史,都绕不开蒋介石。我们过去的蒋介石研究粗糙简单,基本上就四个字“人民公敌”。实际上蒋一辈子很复杂,与共产党两次为友,两次为敌。抗战前期,毛泽东还曾说过,蒋是“民族领袖,最高统帅”,说国民党历史上有两个伟大领袖,一个孙中山,另一个就是蒋介石呢。

其次,研究蒋介石有利于推进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发展,促进世界华人的团结,发展爱国统一战线、最大限度地孤立台独分子。他说:有些人前些年还批判蒋介石是“民族败类”,“千古罪人”。持这种观点,怎么跟台湾的国民党人和泛蓝群众打交道,怎么可能争取海外华人的心?

多年来,我们的抗战史研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“立足于批”,基调是“消极抗战,积极反共”。有些地方的抗战展览,卢沟桥事变之后,紧接下来就展示9月25日的“平型关大捷”,始于8月13日的淞沪抗战却被放到后面不显眼的小角落,须知这是一场有七十多万中国军队血战三个月的大战呀,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很恰当。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,胡锦涛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说: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,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,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。”将中国国民党放在前面说,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。当年,杨天石到台北参加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,曾亲耳听到马英九将胡锦涛同志的这段话作为好消息告诉台湾学者。

关于蒋介石的评价,杨天石总结为“有功有过。既有大功,又有大过”。大陆时期,反清、反袁(世凯)、反陈(炯明)、创立黄埔军校,是功;领导北伐,领导抗战是为国家、民族立了大功;1927-1936年的“清党剿共”和1946-1949年的三年内战,是大过。台湾时期,实行土改、坚持一个中国,反对台独,是功;白色恐怖,是过。这就为全面地、实事求是地评价蒋介石迈出了重要的步伐。

到目前为止,杨天石做的大都是个案研究,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,很少就宏观问题发表文章,其实,他对整个近现代史有体系性的看法,认为近代史,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历史,许多重要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,体系要革新。但他至今不愿发表相关论文。他说:还须要多想,多做研究。

对于杨天石的研究,许多人夸他擅长用叙述还原历史真实,也有个别人批评他是历史学界某某思潮的代表者。杨天石回应说,他做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,就是恩格斯在《反杜林论》序言中讲的:“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,而是它的最终结果。”原则来源于历史实际,不是历史学家去“适应原则”,而是只有原则在符合历史的情况下,它才是正确的。历史实际是检验一切历史判断的标准。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要坚持;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要修正,甚至抛弃。如果无视历史实际,以某种需要或某种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,力图将历史剪裁得符合自己的需要和原则,这就离开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学术路线了。

版权声明:本文由拉斯维加斯游戏发布于首页,转载请注明出处:杨天石说的局限